李鸿章早年兴办实业，筹建水师，修建铁路，推动洋务，力促对外交流，经济发展… 李中堂是前辈曾国藩的弟子，是通晓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之大成者，他同时也是西方文明的学生，一生致力于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华大地并与之有机结合起来。他是中国发展民族产业的重要推手，他被称为东方的俾斯麦，他被西方世界尊为中国头一等的政治军事家。更有人发出这样的美誉：中国近代史出过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周恩来，半个是顾维钧。
谈论李鸿章，不能将他抽离于当时历史环境的大局，而仅仅将目光聚焦于一些抽象化的所谓 “代表事件” 中。李鸿章是一个极其丰富而深沉的个体，他的一生是风起云涌，沉沉浮浮，生动而璀璨。缢号 “文忠”，足见他是大清最后的脊梁。
作为大清的忠臣，李中堂是有大才华的，也是有绝对实干的，他也有大见识，穿着清朝官服走访西洋各国，他见过西方文明的强盛，他也深知中华民族此时的疲弱不堪… 他是想做事的，想做大事，他也做了事，可惜在大清如此之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体制下，还远远不够…
中堂大人一辈子真心忠于慈禧太后，一方面他和慈禧私交甚深、源远流长，是慈禧一对一品茶和陪伴她饭后散步的常客，一方面他深刻理解在大清办事离不开慈禧的支持。李鸿章懂得慈禧，懂得她的性格和品性，懂得她的喜怒哀乐，所以李鸿章常能借力打力，借慈禧的心意来办自己的事。他深谙传统官场道义，对内是个 “温良恭谦让” 的老好人，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勤于实务，灵活变通，所谓 “内悦昏君，外御强敌”，用来形容他再好不过。
但即使李鸿章有如此权势，他依旧是归属于传统封建君主专制的 “君臣关系” 的框架之下。虽说他有独当一面的魄力，他依旧只是皇家朝廷政令的执行者，一个跑腿的人，一个CEO，而不是董事。因此，他毕生坚守一个原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甘愿替代那些皇亲国戚很多次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包括在日本谈判和签署《马关条约》期间，以自己被暗杀中枪为由让大清少赔偿了一亿两银子。他没有什么抱怨，为的是让慈禧太后的脸面能挂得住，所以自己不惜背负历史的骂名。晚年他被朝廷排挤，担一虚职 “大学士” 被迫在家赋闲，却又在八国联军侵华后，被已经仓皇出逃的慈禧在危急关头把他搬出来和狮子大开口的列强谈判，就像一个工具一般，替本应负全责的慈禧签署了《辛丑条约》。
退一步说，李鸿章被人诟病的那些贪污贿赂，也不过是大清官场的人情世故、事务周转和你来我往的通用礼节，这与和珅或者庆亲王此类的盗国巨贪无从比拟。如此腐朽恶臭的泥泞里，他不可能看不出体制的问题，可惜他已是一匹气喘吁吁的老马，早已失去了奔腾的气力，可他要生存，他要走完最后的路程，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松。李鸿章为大清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虽千难万难，但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起到了一些他自认为 “微薄” 的作用，这是他的伟岸之处。
谈起李鸿章，就不能不提起在同时代的另一个人：伊藤博文。
大洋东岸的伊藤博文的个人历程和日本的历程，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留学归来的伊藤正好赶上了明治维新的时代，举国人才辈出，百业待兴，因此他能够大展拳脚，将日本带入“脱亚入欧”的繁荣之景… 长期仰望中国强盛国力的小国日本，在富国强军的轰轰烈烈中，第一次打败了中国，后来也打败了俄国，成为了亚洲唯一的列强，一个在当时属于黄种人的神话。
伊藤博文并不比李鸿章高明，可他赶上了日本好时代，赶上了一个好制度，碰上了一个好君主，因而他便可将自己的才学发展到极致，用到实处，而不受到束缚。而李鸿章即使拥有数倍于伊藤的能耐，终究他一人敌不过整个大清衰落的国运和腐朽的制度。
伊藤博文曾自述：“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博文，甚也… 李鸿章若读得此论，当含笑九泉；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 ” 李鸿章是伊藤内心尊敬的老师和前辈，但他们因代表自己的国家，同时也是敌人。没有人比伊藤博文在精神上更懂得李鸿章，懂得他的无奈与悲哀，懂得他的怀才不遇…
李中堂不是一个形单影只的孤魂，他是历史的倒影，映射着那些壮志未酬却受限于时势的千百才子，他们多想带领历史的变迁啊！可是却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在钢丝上舞蹈，含恨把自己的一点期许交给下一代人…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