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亲政后，勤于朝政，吃穿节俭，在政治上大力推行改革，在外交上拉拢西方强国，重用维新派，积极准备立宪，铲除朝廷官僚中守旧毒瘤。
光绪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 “百日维新”，此番政治动作震惊朝野，大清遗留的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大量保守官员一夜之间丢了饭碗，以康有为代表的改革派青云直上，深受光绪信任。大清僵化的体制如一个人狠狠抖掉身上积累的尘土一般，逐渐显露出一副崭新面貌。官场的巨大动荡，惊动了本已隐退的慈禧，她厌恶光绪抛弃自己为他留下的满朝文武的出格做法，她深怕光绪帝被外国人和国内的 “西化“ 思想所利用，更惧怕光绪的 “没头没脑” 葬送了江山社稷。慈溪再次出山，亲手中断了自己曾 “默许” 的维新，含苞待放的大清改革就此夭折。光绪此后被软禁于瀛台，在慈溪去世的前夕被加害毒死，年仅37周岁。
对于慈禧这样一个有着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理解，不能只流于表面。虽然在后人看来，她用北洋水师的经费为自己修建了颐和园而直接导致甲午海战的战败这样的行为非常不耻，可我认为对于站在她的立场来讲，一个大名鼎鼎的皇太后的六十大寿本身就是一件关乎国家脸面的大事情，况且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是否是首位无从考证），她没有理由认为物产丰隆的中华大陆办不起自己的一个生日派对。她喜欢富贵尊容，就如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太后一样。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慈禧并不是一个坏君主，相反，慈禧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她对中国传统封建专制的手段的掌握可谓炉火纯青，并且对宗法祖制和皇族贵胄的理解也相当高明，在继承正统的同时，同时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她阴险毒辣，但同时端庄雅致，时而喜形于色，时而厉声痛斥，收放自如，可以说，慈禧是一位杰出和独具魅力的封建时代的太后，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位封建王朝的实权掌权者。慈禧个人的统治就是大清命脉的最后一点延续，在她的逝世后，大清再无生机。
慈禧对于朝政和皇族事务与运作的一切出发点，就是大清不能失去本色，任何维新不能动其根基，否则江山易主，自己愧见先人。慈禧这样的的理解，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当权者来讲都是无可厚非。维护政权和制度的权威，是每一个当权者的职责。但是慈禧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当一个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时，靠着那些浮于表面的改革，已经无济于事，除了连根拔起、改头换面之外，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光绪对此是能够理解的，因此光绪是带着最后的一点倔强和理想，靠着独断乾纲和雷厉风行的手段，期盼大清可以在 “君主立宪” 的新制中焕发新生。他知道甲午海战的战胜国——日本——有一位明治天皇做到了这样的维新转型，从此日本走向 “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 的现代化道路，所以光绪相信自己也能带领大清实现这一目标。由于慈禧和光绪的路线不同，理念不同，所以斗争难以避免。而在这样一个皇家政权的体制下，皇族即国家，慈禧靠着家族尊长的权威轻松能够压制光绪，从而获得胜利。当然我们现代人可以说慈禧顽固不化，可在当时的时空中，慈禧何尝不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慈禧在后来自己又亲手推行了所谓 “新政” 的君主立宪改革，交由当朝重臣袁世凯、瞿鸿机、庆亲王奕匡、曾春煊等人来全权处置。可在皇亲国戚的干预下，在保守派的极力阻挠下，还有投机分子的驱使下，此番 “新政” 改革成了各路人马的斗兽广场，因此造成 “丁末政潮” 等内部政治风波，大清的君主立宪的尝试沦为一个世界的笑柄，一个用来敛财的工具，一个用来讨好慈禧的手段，一个用来发展自己势力的借口。在多次改革的失败下，大清逐渐失去民心，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领导下逐渐获得起势。慈禧的离世，大清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年纪尚小的皇帝溥仪没有执政能力，而毫无经验的醇亲王载沣作为摄政王毫无治国理政之经验，此时革命军在各方风云突起，武昌起义打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共和的号角越吹越高，最后，袁世凯以北洋军之凌威胁迫隆裕太后签署退位诏书，大清就此灭亡。
慈禧是一个复杂的女人，是一个传奇的女人，她代表了她那个时代的一种声音，代表了保守派最后的呐喊和斗争。就如同我们去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需要设身处地地思考一样，常被人们诟病的慈禧也拥有属于她自己的光芒，我们站在百余年之后，能够在这样一个对我们而言的陌生人的身上得到一些新的理解与体悟，或许这就是她于现世中的价值之所在。